我所説的“僵化”，主要针对经济上的垂直流动性（Vertical Mobility），也就是贫苦子弟晋身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后裔加入“菁英”（“Elite”的定义很多，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所以有必要在此澄清：我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文化、教育和思想上的菁英，而是能独霸经济成果的财阀和其他社会顶层权贵，亦即美国人所称的“1%”）之列的机率。
在冷战后期，原本以垂直流动性高而着称的美国社会，进入反转；冷战结束后，这个过程持续加速，至今美国已经是先进国家中，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国家之一。
雪上加霜的是，不但阶级之间有了极深的、难以跨越的鸿沟，中低阶级也被结构性地剥削，以致这个鸿沟越来越宽，例如中位收入在过去30年基本停滞，经济成长的成果，有90%以上进了1%人的口袋。这两个现象，在英国也有发生，但是程度上就比美国要轻得多。
我在几年前已经解释过，这个现象始于1970年代初，美国财阀针对詹森总统“Great Society”政策的反动。在实际演化过程中，有三条重要的主轴：
1）公办义务教育的退化，使得中下阶层学生在大学入学的时候就已经面对很高的竞争门槛，先天性地被淘汰出菁英阶级的备选之列。这个问题来自白左教育“专家”的愚蠢，和既得利益阶级在宣传和政治两方面的鼓励和纵容。英国至少已经认识到其严重性，并且着手改革；美国则毫无改革的动机和能力。
2）去工业化和经济金融化过于激烈，使得中产阶级的转行及适应成爲不可能的任务。金融先天就有独占市场经济利润的趋势，全球化更推动外包生产这个以放弃就业来换取利润的高招，在放任经济学（Liberal Economics）主导的政策下，两者都必然被推到极致，以追求获利率的历史性新高；英美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一致的。
但是薪水阶级也必然面临随时可能失业和无法要求加薪的囧境，英国至少还有全民健保和其他福利保障，美国在这些方面比起第三世界还颇有不如。
3）政治阶级的腐化，和中下阶级选民的愚化，两者相辅相成，确保了任何改革的动力，都被“斗转星移”（即姑苏慕容氏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反而创造进一步加剧阶级鸿沟的新裂痕。
这个过程，我也早已反复论证过好几次了，但是这两年的发展，尤其是Trump当选后的倒行逆施（例如为富人减税），仍然远超任何理性的预期。这种历史性的民粹化，是一个量变而成爲质变的现象。
出处: 【美国】美国政坛的系统性腐化 - 王孟源的部落格 - udn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