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军中“菩萨”

刘伯承5岁读私塾，12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5岁时因父病故、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务农，饱尝生活艰辛。

青年刘伯承

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际，19岁的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他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刘伯承由于作战勇敢，由排长迅速提升为连长，但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中，他右眼中弹致残。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24岁的刘伯承就被誉为“川军名将”。

刘伯承军装照

1923年，刘伯承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他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了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条龙下凡”

1927年4月，刘伯承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7月下旬，刘伯承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1927年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6年底，萧克（左起）、刘伯承、陈再道、耿飙在甘肃.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幺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左权与刘伯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军事指挥艺术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奋战在太行山上。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以及长生口、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着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歼灭日寇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春，八路军115师与129师领导交流经验。左起：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

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 ”。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日本投降后，刘伯承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1945年9-11月，他率部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

“历史的转折点”

内战全面爆发后，刘伯承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7年，高山铺战役前夕，刘伯承登上浠水三角山顶看地形。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

刘邓大军领导人——刘伯承司令员与邓小平政委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直到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

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淮海战役5人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1948年5月起，刘伯承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整个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949年，进军大西南时的第二野战军指挥部。左起：邓小平、张际春、刘伯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图为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刘伯承等出席开国大典。

军事学院首任院长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着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

1950年11月，刘伯承建议并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刘伯承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图为刘伯承院长（右）在军事学院成立典礼上致词。

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宵衣旰食，手不释卷。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1951年，刘伯承院长在审阅教材。

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他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56年1月，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视察军事学院。这是刘伯承陪同毛泽东接见教职员代表。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着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将星陨落

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刘伯承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着称。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

面对荣誉和功劳，他本人生前曾谦逊地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幺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