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云南首富分钱暴露国籍

2020年3月17日，中国的上市公司恩捷发布了2019年的财报，去年一年共赚了8.5亿。赚钱了就要分，这次拿出了一个亿来分钱，皆大欢喜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个家族的国籍。

这就是实际控制恩捷公司的李晓明家族，身为云南首富，李晓明家族6个主要成员里，除了弟弟李晓华只拿了美国绿卡保留了中国国籍以外，李晓明自己和妻子马燕、女儿Sherry Lee、弟媳Yanyang Hui、Jerry Yang Li全部都是美国国籍。

在刚刚公布的2020年胡润富豪榜上，李晓明家族以130亿元的资产排名中国第291位，云南首位。

尽管李晓明不是第一次坐上云南首富这个位置了，但是他为人低调，闷声发财，江湖上关于他的故事一直非常稀少，但就是在他网络上仅有的“蛛丝马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家的财富故事。

李晓明，1958年出生。1978年，他20岁，考上了大学，学习材料专业，成为了这位普通人家孩子一生的转折点。如果不是因为“十年动荡”耽误了几千万像李晓明这样的学子，他们上大学的年纪应该要提前两三年。

但在那个时候能够考入大学的孩子，都是学霸中的学霸，“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不是虚言，一个大学生后面跟着的是几千个文盲。中国所有领域都受到“十年运动”的重创，扫盲运动也几乎中断，国家文化状态之惨烈，一至于斯。

高考成为了全中国最公平的选拔机制，李晓明从中脱颖而出，紧紧抓住了这根向上跃迁的绳子。

1982年，刚毕业的李晓明顶着“天之骄子”的名号，被分配到了昆明材料研究所工作。百废待兴的中国，在这样的专业领域更是人才急需，到研究所两年，李晓明就当上了副所长。

此后的人生李晓明一帆风顺，上天也对他颇多青睐。1989年，他被公派到美国留学深造，进入着名的麻省理工大学的高分子材料专业学习。1992年毕业后，他进入美国Inteplast公司任技术部经理职位。

1996年，带着海归技术大牛的光环，李晓明回国创业，在云南老家，他创办了云南红塔塑胶集团。这个红塔塑胶和大名鼎鼎的红塔集团并不是子母公司的关系，而是李晓明独自创立的企业，但是在业务上却和红塔集团是上下游的关系。红塔塑胶集团专门生产香烟包装薄膜，客户中就有红塔集团，还有云南一众的烟草企业。

不要小看包装薄膜这几分钱的生意，中国烟草市场巨大，云南又是烟草工业重镇，这种小生意硬是被李晓明做到了营业额上亿。

在包装印刷领域深耕了20年，2016年，李晓明带着他的另一家公司云南玉溪创新彩印，登陆深交所，2018年，他又收购了重组了恩捷新材料公司，股价一路高歌，上涨的数据曲线如同他顺风顺水的人生。

2、

哪管身后叫骂喧天

时势造英雄。

李晓明是40年财富浪潮下逆袭的财富英雄。而当这样的财富英雄功成名就之后，往往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他们需要作出选择，他们清楚自己能得到什幺，也更清楚自己将失去什幺。

这种艰难的选择似乎只有大陆的企业家需要去面对。

一方面，他们要把家人子女送到海外，甚至更改自己和家人的国籍，一方面，他们又要时刻标榜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爱国情怀，就算“洋装穿在身，依然中国心”。但他们也清楚，一旦更改国籍这件事被曝光了，那说再多也无法挽回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冷嘲热讽。

“赚钱就跑了呗”；“说再多也是个外国人”；“都做外国人了就不要来中国赚钱了……”

相比之下，中国港、澳地区的企业家们却没有这样的苦恼。

2017年，有人问李嘉诚是不是拿了外国护照，他很坦然的面对镜头，说：“是啊，这不稀奇的啊，我业务在十几个国家，当然是哪个国家的护照方便就用哪个啊”。

而在香港，几乎没有人会说李嘉诚不是中国人。香港人会骂李嘉诚黑心、搞得大家买不起屋、地产霸权等等，但不会有人说他拿了外国护照而冷嘲热讽。

包括李嘉诚本人，都对自己一直都是中国人这件事没得丝毫的商量。在当初“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种叫骂最为喧嚣的时候，李嘉诚回复了一封信，其中有：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写这封信时李嘉诚年过90，数次就医手术，已看到人生的尽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而喊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人，摇旗呐喊者正是居住在北京的“智库学者”罗天昊，旗子后面是大陆众多网友。

作为妇孺皆知的富豪，李嘉诚也是不得不回应，而更多的像李晓明这样闷声发财的人，他们默默地拿着外国绿卡，更换护照，在“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种喧天的声讨中全身而退，深藏功与名。

3、

商人为什幺要"跑"？

商人为什幺要“跑”？这个问题可能比“钱学森之问”更难回答。

从古至今，从中到西，商人群体被当成“待宰羔羊”的事情不胜枚举。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各国国王一遇到钱不够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商人征税。

而欧洲各国中最会做生意，财富最多的商人群体，也就成为了被“宰”最多的群体，他们就是犹太人。

1159年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发明了一种“塔利税”，说白了就是想收就收，想怎幺收就怎幺收的任意税。英国的犹太人成为了塔利税最大的受害者，基本上全国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塔利税都征收自犹太商人。等到犹太人的油水被榨干之后，他们就被赶出了英国。

英王亨利二世

“如果某位主教或者世俗统治者想装满自己的钱包，只需驱赶犹太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就够了。”这是流传在欧洲最残酷的真相。

而中国历史上对商人的盘剥也不逊色，汉武帝为了维持紧张的国库，多次向商人征收重税，并鼓励告发瞒报财产，导致当时长安城里几乎所有中产以上的家庭沦为赤贫。

明朝周晖有一本笔记叫《金陵琐事》，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陆二的商人运一船灯草去卖，结果一百多里的水路遇到了二十几个收费站，有的是朝廷官方设立的，有的是当地豪绅设立的，到最后，陆二把所有灯草都卸上岸，一把火烧掉。因为如果再往前走，还有收费站在等着，等到了目的地，只能赔钱。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考证，明朝每年平均进入国库商业税不过三四百万两，可以说是非常低的了，那幺为什幺像陆二这样的商人却要交那幺多税呢？因为大多数的税收并没有进入到国库，全被上上下下的官吏中饱私囊。

明朝的皇帝并不是不知道这种现象，他平时要靠这些官吏来帮忙治理天下，只有到国库的钱实在不够用了，皇帝要幺抄个大臣的家，要幺抄个大商人的家，总之，百姓的税不能乱加，加多了容易激起民变，大臣都是家奴，而“自古以来，没听说过商人能反了天的”。